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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景南自传

发布时间: 2019-11-19 15:14:04

我于1945年12月16日出生在江苏丹阳县城宝塔弄10号的住屋。丹阳乡村有一个古老的三城巷,是束氏大族世代聚族而居的大村落,历史上出过不少名人,村里建了一座大祠堂,村前竖起了一个大旗杆。我的父亲在二十年代从穷困的农村走出来当学徒学做生意,由三城巷搬进了丹阳县城,四处流浪,在我出生的那年才造起了这座自家住屋。宅旁边有一座“戴家花园”,1949年解放军攻打上海时,总前委指挥部就设立在戴家花园,陈毅住在这里指挥作战,我从小就看到了战马在小巷进出,哨兵站岗喊口令,解放军士兵进住各家的情景,留下深刻印象。丹阳县是一座古城,城里有一条乔家巷,据说就是当年三国东吴乔国老住的地方。城西有一大名闻天下的练湖,周回四十里,据说就是当年周瑜练水军的地方。近代以来丹阳文化风气大开,出现了“三吕一马”的文化名人:吕叔湘、吕凤子、吕澂与马相伯。吕凤子在家乡建了一座丹阳艺术师范专科学校,马相伯建了一座相伯农校,还变卖掉四千亩田,到上海建了一座复旦大学。练湖建起了全国第一家练湖国营农场,名闻全国。我从进小学起,每年学校都要组织学生到练湖农场参观联合收割机与拖拉机的生产与收获。

我在1950年进了丹阳白云街中心小学,这是丹阳最好的一座小学,小学旁边就是大画家吕凤子先生在家乡建的艺术师范专科学校,名闻全国。我经常到艺术学校里去玩,看到草场上一排钢琴房与教室里的雕塑绘画,激起了我对音乐、绘画与书法的爱好。1955年,我考进了江苏省丹阳中学,这是丹阳唯一的一座江苏省重点中学,坐落在原来的丹阳县学孔庙大成殿上。在这里我开始受到较正规的学校教育,印象最深的就是开学那天,班主任就带我们新生去参观学校的图书馆和实验室,回到教室里后,给全班学生每人发了一本苏联小说《小家伙》,叫我们在一学期内读完。这激发了我对文学创作的兴趣,我就到丹阳县图书馆办了一张借书证,以后每个星期都到县图书馆去借各种书读。1958年我又考上省丹中高中。在三年高中期间,我对文学发生了特别的兴趣,梦想当个作家,读了很多中国小说与外国小说,还有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文学理论著作。当时翻译过来的苏联小说,我几乎全读过。另外特别喜欢读西欧与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如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成了我心目中小说创作的两座顶峰,我都反复阅读,模仿写作。在诗歌方面,我精心阅读了拜伦的《唐璜》、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与歌德的《浮士德》,使我对写诗产生更强烈的兴趣,想当诗人。但是1962年我考上了南京大学历史系,当文学家的梦想未成,我开始转向了历史与哲学的学术研究。

我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读了六年书。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师资力量很强,系主任韩儒林是法国伯希和的弟子,掌握六门外语,著名的元史专家,享誉国内外,他亲自给我们学生上元史研究课,使我学会了实证的历史研究方法。他要求学生在大学读书期间要掌握两门以上的外语,在一次会上号召学生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决无一字空”的治学精神,给了我很大感悟。其他如还有英国史专家蒋孟引,国际关系史专家王绳祖,近代史专家陈恭禄、王栻,史学史专家刘毓璜等老先生,都是名闻全国的大家,他们都从各个方面有形无形地影响了我,养成了我对文、史、哲的广泛爱好与通贯文、史、哲研究的治学路子。

在南京大学求学期间,除了对文学与美学仍保持着强烈的研究兴趣外,我主要在历史与哲学上下了苦读工夫,勤奋自学,自求理解。在历史上,我主要想研究先秦两汉史(包括先秦诸子),为此我读了王国维、郭沫若等人的书,甚至还自学甲骨文、金文,提高自己的古文字识读能力,但都没有成功,半途而废。在哲学上,我主要想研究德国古典哲学,为此我自学德语,看了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著作。当时学校大力号召青年学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系里也为学生开设“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精读”的课。我想正好可以从精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入手,进入到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用马克思的思想去观察批判德国古典哲学。于是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读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计划:要在大学五年期间读完46卷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与《资本论》三卷。可惜后来形势变化,1964年全校师生赴苏北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一年,1965年归来后又去南京大学溧阳分校参加勤工俭学劳动建校一年,到1966年文革爆发,我的读书计划中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只读了前五卷,《资本论》只读了第一卷,另外主要精读了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以及恩格斯的四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以及《德国农民战争》等。从学术研究上看,这几年阅读马克思的原著,极大锻炼提高了我的理论思辨能力与写作能力,多少为我后来有幸再走上学术研究之路打下了一个理论思想基础。

1968年9月,我从南京大学毕业,学校把我们毕业生分配到安徽大别山下的一座解放军城西湖军垦农场劳动锻炼。这解放军农场有40多万亩田,劳动力不足。全国各地大学的毕业生都送到这里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光我们南京大学的毕业生就组成了一个南大学生连。我们住在土坯搭造的茅草屋里,每天早上五点起身,六点出工;下午五点收工,晚上在煤油灯下再读红宝书到九点睡觉。我在城西湖军垦农场劳动改造了两年,最后评上“五好战士”毕业,我被分配到江苏的启东县工作。1970年2月,农场用一部军用卡车,把我们一行十四个大学生运到了苏北的启东县。这时县里正在开展“一打三反”的运动,工作组缺人,所以县里没有给我们分配工作单位,而把我们分派到下面各个公社的“一打三反”贫宣队,参加一打三反运动。我被分派到新港公社的贫宣队工作组,主要跟随工作组长做案件材料、会议记录、调查寻访的工作。在贫宣队里干了一年。1971年2月,县里组织部忽然来电通知,把我分配到王鲍公社的聚星中学当老师。

聚星中学距离启东县城六十余里,我去的时候连长途汽车都不到那里,偏僻闭塞,我是坐着出租的“二等车”(自行车)下去报到的(另请了一部二等车装我的铺盖)。聚星中学实际是一所民办中学(初中公办,高中民办),我也不是师范学校毕业,当地人对我这样一个南京大学的毕业生分配到民办中学当老师都感到很新奇。我在聚星中学当了八年的班主任与语文老师。没有任何书可读,每学期都要带学生下去学工学农,算是接触熟悉了农村生活,我的兴趣转向了文学创作,在杂志上发表了有生活气息的诗歌小说,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被认作是江苏省新一代崛起的诗人“新宿”。当时南通地区正在筹办一所大学,先称扬州师范学院南通分院,后称南通师范学院(即现在的南通大学),缺少师资力量,他们看到了我在杂志上发表的诗歌,南通地区宣传部亲自来人到启东县指名要把我调入南通分院。经过一番周折,我终于在1978年2月从农村民办中学调进了南通分院工作。

我在南通分院只待了半年。因为国家在1978年恢复了研究生招生制度。我在2月调进南通分院时,正逢这年研究生招生开始,我不自量力报考了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古代文学专业。又经过一番曲折,经过三考,我终于录取。当时组织面试的小组由王运熙、顾易生、王水照三位先生组成,王运熙先生对我当年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读过甲骨文金文很感兴趣,当场把我定为先秦两汉文学的研究生。1978年9月,我重返大学学习,走进了复旦大学,开始了我一生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生涯。这时我已三十三岁,还不知道复旦大学是我的丹阳乡贤马相伯所建立。

在复旦大学,从农村走出来的我非常珍惜这次难能可贵的重回大学读书学习的机会,每天如饥似渴、日以继夜地读书。这时复旦大学中文系众多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朱东润、郭绍虞、赵景深、张世禄、陈子展、胡裕树、蒋孔阳、王运熙等都还健在,他们都成了我景仰学习的学术大师与典范。我的导师蒋天枢先生,是陈寅恪大师最器重的弟子,他整理出版了陈寅恪先生文集,还为陈寅恪先生作了年谱。蒋先生治学严谨精深,对学生要求很严,我第二次到蒋先生家里聆教时,蒋先生就拿出了《柳如是别传》的手稿给我看,强调说研究先秦两汉文学首先要过古文字关,做学问要从自己校勘古籍入手。所以我在复旦读研究生主要按蒋先生的要求学习甲骨文、金文,由苦读“前四史”进入到对先秦两汉文学哲学的研究,我从蒋先生那里学到了陈寅恪大师的治学路子与治学精神。1979年,我在权威刊物《哲学研究》上发表了《论庄子哲学体系的骨架》。1980年,又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也论孟子的哲学思想》。1981年,又在权威刊物《历史研究》上发表了《扬雄<太玄>创作年代考》。一个硕士生在权威刊物上连发三篇文章,引起了学界的注目。复旦大学哲学系胡曲园系主任专门讬一个姓金的老师来找我,说胡主任“邀请”我到他们系工作。中文系领导也讨论内定我毕业后留中文系工作。我的硕士论文《扬雄研究(文学部分)》(13万字)在答辩时得到了朱东润、蒋孔阳等先生的很高评价,其中部分章节后来都发表在《历史研究》、《文史》、《文献》上。毕业时,因为种种原因我最终没有能留在复旦工作。因为我家在苏州,1981年10月,我被分配到苏州大学中文系工作。

在苏州大学中文系,我主要教中国古代文学史课,另外开设中国文化史课与中国文学批评史课。1989年评上副教授后,开始招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硕士生,当过一年的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1992年年底,我评上了教授。在苏州大学工作了十三年,我的学术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实际还在刚毕业分配到苏州大学时,我就深感自己学问根基薄弱,知识面狭窄,学术研究的视野一辈子局限在先秦两汉文学上,是做不出什么象样的学问来的,必须勇于不断开拓研究的新领域,融贯文史哲的研究,才能大有作为,开拓创新。时不我待,所以我一毕业到苏州大学,就放下了我原来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大胆转向对宋明理学的文化研究,首先选择从朱子学突破,深入到对儒佛道三大文化的研究。对朱熹这个思想家,我早在大学时代就认为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期间就已经在搜辑朱熹的文献资料。到苏州大学后,立即对朱熹的文献资料及其生平事迹与思想展开了考证研究,先在1983年写出了《朱熹佚文辑考》一书。在此基础上,到1985年我又写出了《朱子大传》。由于出书困难,《朱熹佚文辑考》到1991年才出版,《朱子大传》也到1992年才出版。以后我参加了《朱子全书》的编辑工作,写出了《朱熹佚诗佚文全考》(辑佚卷)。2002年又写出了《朱熹年谱长编》(二卷)。这四部著作构成了我的自成一家的朱子学研究系列,重在开拓创新。著名学者潘富恩、徐洪兴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长篇学术评论《板凳坐冷,文章坐实——评束景南先生的“朱子学”研究》(1993年第5期),认为“这两部著作的问世,填补了‘朱子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两项空白,是‘朱子学’研究领域研究深化的一个新的表现”,肯定了我在朱子学领域的前沿领先的研究水平。2015年,《朱子大传》翻成韩文在韩国出版,引起了轰动。韩国学者纷纷撰文,认为“先生的《朱子大传》、《朱熹佚文辑考》、《朱熹年谱长编》等都是在朱子学方面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束教授的《朱子大传》是21世纪对朱子生平考述得最好的著作,以后很难再有超越”。“是对东亚文化思想最深刻的辨析”。“束教授代表了当代古典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到2016年,出版了增订本的《朱子大传——“性”的救赎之路》,又有进一步的开拓创新,《新华文摘》上发表了对新版《朱子大传》的评论文章《理学文化研究的自我超越——新版<朱子大传>的思想升华》(2016年第23期),对新版《朱子大传》出版的世界意义作了高度评价。

1994年,杭州大学沈善洪校长把我作为十分难得的人才引进到杭州大学,一面安排在古籍研究所承担重要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开始招带博士;一面又安排在杭大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下的韩国文化研究所,招带专门史(文化史)的硕士(后转入日本文化研究所)。另外又在人文学院特招的文化班开设中国文化史课。四校合并以后,我担任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副主任。2008年,我以自己自具特色的中国文化研究被评为浙江省特级专家。2007年,宋学研究中心被评为浙江省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即省级文科重点学科)。2010年,学校任命我担任宋学研究中心主任。经过我与宋学研究中心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宋学研究中心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从我调到杭州大学以后,我的学术研究的重心便转向了阳明学研究,向新的学术高峰迈进。其实我还在研究朱子学的时候,就已经注意王阳明这个人物,朱子学的研究也为我研究阳明学打下了一个深厚的基础,由朱子学的研究自然过渡到阳明学的研究。我首先花十余年时间做了全面搜辑阳明文献资料与梳理考证的艰苦工夫,查阅了二万余种古籍。先在2012年写出了《王阳明佚文辑考编年》(二卷)、《王阳明全集補编》。接着在2017年出版了《王阳明年谱长编》(四卷)。2017年10月,我应邀赴韩国进行巡回学术演讲,在全南大学、釜山大学、忠南大学等作阳明学的学术报告,宣传介绍《王阳明年谱长编》。在全南大学,我作了《正德二年王阳明“游海”之谜的破译》的学术报告。在釜山大学,我作了全面介绍王阳明的生平与思想的报告。在忠南大学,我参加了韩国江华阳明学国际学术大会,作了《朱陆之学论战与<朱子晚年定论>的诞生》的主题学术报告。都产生了很大影响,《王阳明年谱长编》也成为韩国学者研究阳明学的必备书。从韩国归来后,我又再接再厉,在2018年写出了《王阳明:“心”的救赎之路》(三卷)。这四部著作,又构成了我自成一家阳明学研究系列,被誉为“21世纪阳明学研究的丰碑”。

我在2014年退休后,觉得还有很多事要做,仍坚持学术研究不停,以我的朱子学、阳明学研究的开拓创新为动力,我在退休后又确立了新的研究目标,决心在我有生之年把我生平举凡研究中国儒佛道三大文化涉猎思考有新得的东西都写出来。我在研究朱子学、阳明学的过程中广泛涉及到了儒佛道三大文化的问题,也写出了《中华太极图与太极文化》、《论庄子哲学体系的“骨架”》、《有法无法:活法美学思想论》等著作。我将沿着生平这条学术研究道路继续思考下去,不为别的,只在自求理解,总结自我。

                       2019年5月10日写于西湖葛岭北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