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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普森:志学治史自述

发布时间: 2019-12-19 10:21:06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犬马之齿,年愈耄耋。1956年考入浙江师范学院(后改为杭州大学)历史学专业读书,毕业后留校任教。志学治史,自觉瞬间,恰已六十余年。一生致力于高等教育,潜心于历史学的教学与研究。与书结伴,读书、教书、写书,也收藏图书。与史学结缘,上世纪80年代,《教师报》记者来采访我,写了采访记,题目是《书写历史的人》。2006年,《浙江日报》记者获知我主编的12卷本《浙江通史》出版,前来采访。《浙江通史》从着手编纂到出版问世,历时十年。记者写了采访记,题目是《十年“磨”一书》。2007年,《义乌商报》记者采访我,也写了采访记,题目是《在历史长河里畅游》。

            历史是画了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我的一生就在这永无止境的航船上畅游。

 

笨鸟先飞   天道酬勤

 

       一辈子志学、治史,感觉颇多,体会甚深。治史有所获,离不开天赋、勤奋、导师六个字。勤奋与否?全掌握在自己手里的。

       1932年的重阳节,我出生在义乌东北区的西坞村的农民家庭,名允通,字普森,号重阳。爷爷是位太学生,名尔泰,字君尧。父亲名祖枬,字才宝,读过几年蒙学,字认的不少,写得不错。当我该上学读书的时候,正是日寇侵华,肆虐乡里的年代。父亲联络同龄人的家长,聘请邻村的何永圣(字哲人)为老师,办了一所私塾,接受中国传统的启蒙教育。永圣先生教我读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他的教学方法就是教我们读书与背书。每天写一张楷书,大字的行间写小字,这也是唯一的作业。老师的批阅是字上画红圈,画上红圈的字表示写得好。每天下午,永圣先生给我们讲一回水浒,次日要由学生复述一遍。对讲得好与差以先生手掌声为评判标准,讲得好的,他拍手三次,次之二次,再次的一次。讲得不好的,不但没有掌声,还挨打手心。为了得先生的红圈和掌声,我写得认真,听得专注,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和同学的称道。老师的表扬,前辈的赞许,家人的期望,不断鞭策我发奋读书。私塾的几年苦读,使我奠定了一定的汉语基础。而数学,自然是不学的。为了接受更全面的教育,12岁那年,父亲把我送到诸暨越善完小读书。毕业后考入义乌中学,而后又入湘湖师范及杭州大学读书。从小学到大学,成绩名列前茅。我觉得我的天资并不高,家境也清贫,全靠发奋苦读。笨鸟先飞,产生我学习上的自觉性。我曾经戏笑地告诉朋友与学生,“笨”字从“本”,笨是我治学的本钱。

    大学的四年,我学的是历史学专业。学好本专业的规定课程之外,每到寒暑假期向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同学借教科书、讲义以及听课笔记,利用假期学二、三门中文系的必修课程。大学四年学了历史学专业的课程,还学了中国语言文学系的主干课程。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期间,专业知识和理论基础均有较好的积累和长足的进步。著名历史学家胡华、王琪指导我读书与治学。一年间熟读了一本讲义《中国革命史讲义》和一部书《毛泽东选集》四卷。王琪教授常到我寝室,不但谈治学之道,有时还挑选《选集》中的某篇文章,要我读给他听,他说从读中可以得知你对文章的理解。我是争分夺秒地读书。学校在周末会在操场里放露天电影,不去看,不是舍不得买电影票的5分钱,而是惜二个小时的光阴。星期天,吃了早点,背上书包,带上一只搪瓷杯和一只烧饼,到图书馆看书。中餐就是吃只烧饼,直到傍晚走出图书馆回宿舍。

  《礼记·学记》中的“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这两句话,也鞭策我在工作后继续读书深造。学生生涯是短暂的,也是宝贵的。在高校执教的头几年,我学外语,读《古文观止》。四清运动在农村一年,文革十年近一半时间在农村劳动。有时间就读《资本论》、《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国家与革命》、《毛泽东选集》等经典著作,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学贵自得,在非常的岁月里使自己的理论知识有了新的增长。

  学贵用心。文革期间,开门办学,杭州大学在四明山区的梁弄开办了一个文史哲试点班,我在这班上任教并参加当地劳动。四明山是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十九块抗日根据地之一——浙东抗日根据地。在这一年中,除教学、劳动之外,我参观了浙东抗日根据地的遗址,采访了当地的老战士以及工作在宁波地区的中共浙东区党委与浙东游击纵队的领导,查阅了历史档案。当时向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外,我开始整理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历史。粉碎“四人帮”后,在杭州又访问了浙东游击纵队的司令员、政委等领导,进一步查阅了史料后,与人合著《浙东抗日根据地》一书,1980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也是笨鸟先飞、天道酬勤之一例。

    人来到人世间,父母给了生命并养育成长,养育之恩永不忘。成长,则是多种因素融合而成的。生存环境当然很重要。在治学的问题上,我多次同我的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研究生讲天赋、勤奋、导师这六个字。到了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天赋上肯定的了,关键是勤奋。导师很重要,名师出高徒。在指导你读书、研究的是导师,我称不上名师,但我会指导你在国内外寻找名师。当博士确定博士论文题目后,就介绍在这一课题上国内外有研究的名家。古代有程门立雪之典故,而今,博士生可以采取各种方式向名家讨教。一位治学者要有所成就,必须有一批学术界的朋友,交流信息,互相切磋,相互提携。我在治学过程中,有一批良师益友,使我受益匪浅。

 

由博而专,治学者必走之路

 

  博而专,是治学者自身要求,也是治学者的必走之路。在不惑之年前,主要是读书,攫取广博的知识。历史学方面古今中外的史籍都读,此外,哲学、文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的书籍也看,写的文章很广、很杂。我戏言那时的我“在外行里面样样内行,而在内行里面样样外行”。不惑之年后,在买书、读书和研究方向定格在浙江地方史和近代中国经济史。这个范围还是很大。像经济史而言,有工业经济史、农业经济史、手工业经济史、商业史,有财政史、金融史、税务史等等。人生苦短,一辈子能读几多书。人家称我为历史学家,其实对历史,不但对外国史知之甚少,更连对中国史也知之不多,我只有中国近代史有所了解。人们又称我为中国经济史专家,其实难符。粉碎“四人帮”后,我参加由中央财政部组织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课题的研究。花费了整整一年,在档案馆查阅档案史料,赴井冈山、赣南、闽西、湘赣和赣东北革命老根据地进行调查访问,收集资料。在赣南的瑞金就住了五个月。而后,又花费四年的时间进行史料整理与研究。由许毅主编我任副主编兼总纂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上、下册,102万字,三易其稿,于19829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我国第一部研究中国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的著作,出版后反响强烈,并推动了学者对中国其他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的研究。此成果获得全国财政理论一等奖。

  1983年始集中时间与精力从事近代中国外债史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外债问题,历来是国际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举借外资是利用外资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种重要形式。要借新债,必须对近代中国举借的旧债进行清理。当时某些国家向我国政府索债的事件屡屡发生,客观上需要有人对近代中国外债进行系统的完整的清理,此其一。学术界对近代中国外债史研究基础十分薄弱。自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以来,历届政府虽对外债进行了清理,但每一次清理都不完善。新中国成立后,一部分学者对此作了艰苦的搜集与搜索工作,诸如徐义生的《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刘秉麟的《近代中国外债史稿》、宓汝成的《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近代中国铁路大部分是靠举借外债筹集资金的),等等。工作艰辛且有益,但都极不完整。财政部从上世纪50年代起即投入部分人力对旧中国的外债资料进行搜集与整理,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因此,学术界应对重大课题从学术层面上进行研究,此其二。八十年代初,财政部把近代中国外债史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列为重要课题,研究经费保证,请我参加该课题的研究,此其三。经过十余年的努力,涉猎了所有与之有关的外债及外商的档案材料,编辑了《清代外债史资料》(上、中、下)、《民国外债史资料》(第1-12卷)、《民国历届政府整理外债资料汇编》(第1-2卷)等,先后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和档案出版社出版。

  在作了上述整理工作后,我们对近代中国外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外债不仅仅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不能仅仅就侵略与被侵略来评述近代中国外债的是非。外债涉及到政治、军事、财政、贸易、金融等各个方面,并通过它们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演变、生产方式的变革、社会制度的更替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它的许多经验教训是值得借鉴的。正因为如此,实事求是地总结近代中国外债的经验教训,探索外债的规律性,解除谜惑,澄清事实,是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19967月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清代外债史论》,而后出版了北京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外债的两本著作。2004年又出版了《新中国外债史》。四本专著出齐后,又进行了系统的修订。2006年中国财政经济史家许毅教授统一定名为《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四卷分别为:清代外债与洋务运动、北京政府外债与辛亥革命的成败、南京国民政府外债与官僚资本主义、新中国外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每卷的首篇都由我撰写,20065月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地方历史的研究也取得了成就,不仅撰写了多篇学术论文,从1996年起,承担了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课题----编纂多卷本《浙江通史》。我时任杭州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浙江历史学会会长。我们组织了省内外对浙江历史素有研究的17位历史学家,经过近10年的研究,12卷本《浙江通史》于200512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问世,填补了我省地域文化历史研究的空白,这一成果,已被列入“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荣获第一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浙江省人民政府社会科学特别奖。

  博与专是矛盾的,也是统一的。博是专的基础,专则是博的升华。一位治学者只有知识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时,才能考虑和确定专的方向,即治学的主攻方向。专的要求是在这一领域的基本理论要深厚,基本知识要扎实,对这一领域前人研究的状况要掌握,要学习与吸收前人的成果,要解决前人未能解决的问题,力争在这一领域究源发新,即新资料、新方法、新见解、出新成果,获得这一领域的国内外发言权。

 

 

究源发新,治史者的追求

 

  对历史的不断究源是史学工作者的任务,不断的发新则是治史者的责任。历史研究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付出艰辛的创造性劳动,才能究源发新,使我们的认识走近历史。

  在对近代中国外债的研究中:

  问题一是“富有四海”的清王朝为什么会走上举借外债、甚至依赖外债以度日的根源是什么?从1661年到1796年是史称的“康乾盛世”,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水平是领先的。乾隆末年,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对外贸易长期出超。盛世以后,为什么清王朝在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就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直至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呢?这种巨大的反差要求我们必须研究从“康乾盛世”到“嘉道中落”直至“宣统覆亡”的历史原因。

  经过几年的努力,考察了盛世的起源与盛世气象,探究了盛世危机和衰落根源--奢侈和腐败,剖析了嘉道中落的催化剂--使中国元气大伤的鸦片贸易,阐述了走向衰落的直接原因是鸦片战争的致命打击。从而得出结论:鼎盛之际,统治阶级居功自傲,放弃了文治武功、励精图治的积极进取精神。乾隆羡慕江南湖光山色,六次南巡,沿途的接驾盛况,奢靡之极,上行下效,腐败之风刮得剽悍无敌、英勇善战的八旗子弟和绿营,变成战则必败、祸害百姓的罪魁;清正廉洁的满汉官员,变成官无不贪、吏无不恶的祸首,文治武功全废。在英国殖民主义者于1840年发动的鸦片战争中,虽然在汉人将领抗拒之下,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焚毁了没收的鸦片,清政府却摘了林则徐的帅印,以致转胜为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为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开了先河。

  通过“康乾盛世”的形成和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考察,使人们对“历史周期率”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这里,给我们说明了一个真理:经济的发展,文明的昌盛,如果是自发的发展而不觉,如果不为人民而图一时之享受,如果不提倡为公而只倡导为私,其能留给自己的只能是苦涩。人们在创造财富的同时,往往因无知、侥幸、自私而贻误大业,为自己留下的只是毁灭的祸根。为此,在我参与的由许毅教授主编的《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丛书第一卷得出结论: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事实证明,腐败是万恶之源,清朝的衰败灭亡与腐败有关,外债也与腐败有关,腐败断送了清王朝,腐败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陷入被瓜分的深渊。腐败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兴衰存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在兴盛和富裕后不思进取,贪图享乐,骄奢懈怠,必然会腐败衰败,挨打受气,任人宰割,最后灭亡。盛而骄,骄而奢,奢而贪,贪而腐,腐而朽,朽而亡,这就是清王朝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这个教训是值得认真吸取的。

  问题之二是中国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这是20世纪中国先进分子思考与求索的问题,也是《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丛书论述的一个重大问题。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遵循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的运动创造了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连,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1]这一原理,认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是借助于洋务运动、北洋政府时期、国民政府时期建立的近代化大生产的生产力,从而提出了中国近代化大生产的生产力是怎样发展起来的问题。究源才能发新,才能深层次地回答中国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这个重大而根本的问题。

  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创造过程,不是从自身的生产方式中一步一步游离出来的,而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之后,为了反压迫、反侵略、为了自强,不得不引进外国资金与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用举借外债的特殊方式,发展近代工矿企业、铁路、邮电、航运、通讯等。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所有这些方式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地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凭借国家信用向外国举债,直接买进先进技术,发展生产力,这是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特殊形式。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另一种形式,是国家政权利用国家财政,直接动用国库或国家信用(包括内债),来创办工业。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第三种形式是大官僚(包括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以及后来的宋子文、孔祥熙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或侵占公款,创办近代工矿企业、金融事业。举借外债则是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方面。

  我国之所以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是与鸦片战争的炮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炮声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以往的历史学界、经济学界对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研究中,多从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对中国有影响来分析,忽视了对十月革命炮声之所以在中国产生影响的物质基础的考察。没有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阶级基础,中国不可能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要了解十月革命期间中国的物质基础,必须究源于鸦片战争的炮声给近代中国的影响。正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打开了清政府的国门,清政府为了抵御外国侵略,发展军用、民需工业、交通运输业、邮电事业,边举借外债,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发展经济,从而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发展了社会化的生产力。

  20多年中,就外债在中国近代化中的作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与分析,初略统计在新中国诞生前的96年(从1853年上海洋商举借款算起),举借外债共计900多项,目前查明的约有730多项。清政府时期举借155项外债,用于发展经济的占债款总额的25.84%;南京临时政府政府时期举借的387项外债,用于发展经济的占债款额的40%;护法军政府举借的57项外债,用于发展经济的占债款额的47.84%;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临时举借的36项外债,用于发展经济的占债款额的31.11%

  从以上几个历史时期来看,中国近代外债是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也是它们在华争夺政治、经济、权益的一种重要手段。但外债所产生的历史作用也是毋庸讳言的。外债为道德上的恶所形成,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中国近代化的生产力、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成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可以说主要是依靠外债。

 

求真求是,治史者的责任

 

   历史学是一门实证科学,切忌假话、大话和空话。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是我治学的座右铭。

   1977年高等学校恢复招生,急需编写一套高校教材,我校与西北大学、河南大学等10所高校合编中国古代史教材,我校还与南开大学、东北师大、首都师大、湖南师大合作编写中国现代史教材。中国现代史教材由南开大学著名历史学家魏宏运教授主编,我任副主编兼总纂。《中国现代史稿》上、下两册71万言,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发行。该教材被教育部推荐为部荐教材,先后被全国100余所高校采用为历史学专业本科教材。这部教材所叙述的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力求反映这一历史时期的全国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思想的概貌。在写作中力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取舍历史资料,阐述历史事件,评价历史人物,注意澄清在“左”倾思想指导下造成的混乱。在前言中我还特地写明:“由于受资料、时间和水平的限制,难免有取舍不当,事实错乱,以至立论与评述不妥之处。正本清源,还无法完全突破目前可能的范围”

  正本清源,秉笔直书是很不容易做到的,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任太史令,因对李陵军败降匈奴事有所辩解,得罪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发愤继续完成所著史籍--《史记》,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形式,是我国最早的通史。司马迁撰《史记》的大无畏精神为治史者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在撰写《中国现代史稿》时,同仁们坚持贯彻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本清源,秉笔直书。因而《史稿》中敢于肯定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和筹建中国共产党中的作用,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发起人,他发起创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中国共产党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机关,陈独秀被选为中央工作部的书记。在我国第一部公开出版的大学教材中,刊登了陈独秀的照片。

  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头十年(1927--1937)的改订新约运动,裁厘改税,法币政策等还是作了比较详尽的叙述,其结论是:“虽然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束缚,但是,中国资本主义还在缓慢地发展着。到1936年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在工业领域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超过了非资本主义经济”[5]。抗日战争时期,力求反映中国全民的抗战,不仅写敌后战场,对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战场也作专节撰写。

     《史稿》在表述上力求准确与科学。如遵义会议的叙述有别于“文革”中的写法。写组织上改组问题时,写道:“会议改组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秦邦宪为书记处书记,张闻天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会议选举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中共中央军事领导小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伟大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新的领导”[6]。更接近历史。

     《史稿》对不能不写的内容,一是如实叙述历史事实,二是在提法上力求科学些。有的历史内容,真实的不能写,而假的不愿写,则只能不说不写。因为正本清源,还无法突破当时可能的范围。《中国现代史稿》被全国多所高校采用为教材三年后,对《史稿》进行修正,并于1986年出了第二版。修订本满足了高校教学的需要。而后出版社还要重印,我没有同意。《史稿》这部书在上世纪80年代是先进的,但随着国家档案的开放和学术研究的进展,《史稿》在体系、材料和评述上则显得落伍了。《史稿》这部教材在80年代起了较大影响和较好的作用,起了历史作用。现在回过头来,重读《史稿》,基本是还是革命史、政治史的框架,距通史的要求距离甚远,修修补补无济于事,必须重写一部新的《中国现代史稿》。作者没有时间与精力来重写,出版社理解作者的责任和良知。

 

服务现实,学术研究的宗旨

 

     服务现实,是学术研究的宗旨。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出于时代的需要,人们总会不断地从历史中寻求启示,并以新视角重新审视历史。然而,历史不应是任人摆弄的玩偶和映射的工具,它应有助于促进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治史者立足现实,站在时代的最前沿,把促进社会发展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

     研究近代中国外债,就是以外债为切入点,通过晚清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和新中国时期举借外债、利用外资情况的考察,来剖析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等方方面面,达到寻求规律、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从而为我国当前乃至今后的各项建设工作提供借鉴的目的。

     浙江史的研究和《浙江通史》的编纂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浙江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姑且不论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的辉煌,即以历史时期而言,浙江是南宋王朝的建都之地,从南宋到民国,浙江的文明尤其是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水平长期居于全国领先地位。因此,从区域史的纬度研究浙江,分析和探讨浙江历史和区域文明发展演进的特点及其规律,揭示浙江、江南和全国,以及浙江、江南与周边区域之间的互动,无疑是中华文明和中国史研究的题中之义,同时也是编纂一部有深度、高品位的《中国通史》或者《中国文明史》的必要前提。《浙江通史》是一部浙江人的历史,是一部浙江人与自然环境互动,以及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史,是一部浙江文明和文化发展、演变的地域文明史。通过《浙江通史》,使浙江人加深对浙江这块土地上深厚的历史底蕴的认识,从而提升浙江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责任心,弘扬浙江精神,为浙江早日实现小康社会作出新的贡献。研究历史源于现实的困惑,从现实追溯历史,从历史回到现实,也是治史的必由之路。

 

志学治史  仍在路上

 

步入古稀之年的2001年,办理退休手续。退休的头七年,与退休前一样。指导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仍需指导。20022003年还招收了两届博士研究生。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课题----近代中国外债史研究,浙江省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浙江通史》的研究与撰写,都在进行中。社会兼职,浙江省历史学会会长、浙江省中学历史教学研究会会长、浙江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特邀委员……仍扛在肩上。

2001----2007年期间,2003年卸去浙江省历史学会会长与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特邀委员等职。2005年卸去浙江省中学历史教学研究会会长职务。承担的浙江腾讯分分彩官网重大课题,主编的12卷本《浙江通史》于200512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标志课题研究的圆满完成。《浙江通史》出版后,荣获第一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浙江省哲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别奖。参与的国家课题----近代中国外债研究,以外债为切入点,剖析中国近代化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形成,花费了近20年的时间与精力,以《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为书名,20065月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所指导的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也于2007年前先后毕业并获博士学位。退休后的头七年较之退休前更忙,硬性的任务必须抓紧去做,全国性的学术活动必须参与。略叙三例,一是:编纂大型清史,虽没有时间与精力承担编写任务,但对修史的体例、体裁、方法等参与讨论,阐述己见是义不容辞的事。二是:吾师金海观全集的编纂、出版,阅读数百万字的文稿,并撰写万余字的序。三是:2005年启动的编纂《杭州通鉴》,我撰写了《编撰中国杭州通鉴的片断设想》而后对通鉴编纂大纲的时段划分、称谓适用、时间表述、数字用法及引文、注释方法等,一一提出建议。而后对通鉴一、二、三稿都认真拜读,最后还写了近万字的《杭州通鉴序》。这类事是史学工作者应尽之责,其中的辛勤和心血凝聚在字里行间。

2006年,浙江省启动美术创作工程,确定以浙江七十年的发展历史为主线,以浙江近现代历史和现实生活为主要内容,通过创作100件左右的美术作品,艺术地再现浙江历史和著名人物、重大事件……等。组委会聘请倪士毅教授与我负责遴选题材。在组委会第二次会议上,我提出了题材选取的四原则:一是浙江的历史、人物和重大事件的题材;二是此题材在全国、全世界有影响的;三是能凸显浙江精神、提升传统、教育后人的题材;四是便于创作、能再现浙江历史、人物和重大事件。此后的三年,我们为美术创作选项近139件,提出列项名称、理由,开出创作者应读的史籍,并为创作者授课。当创作的画卷出来后,则参与审查画卷是否反映出立项的本意。如《心昭天日》画出岳飞抗金的场景。岳飞抗金不是浙江历史,而岳飞屈死杭州风波亭时呼喊心昭天日,画面要表现的是民族英雄的悲壮感。2009年奋斗了近三年的美术创作106件成果在浙江美术馆揭幕。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艺术的历史与历史的艺术》。

退休后有几所大学聘请我担任客座教授,我一一婉谢了。我的精力要放在志学治史上。近代中国外债研究课题已结,但对近代中国外债的许多重大问题尚待深入研究。例如近代中国外债中的恶债问题。学术界没有专门的学术论著问世。我考察了恶债的形成进行考证,恶债之数进行统计,剖析了恶债之恶,分析了恶债的两重性。恶债是近代中国巨大灾难的反映,但是“没有那一次巨大的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这补偿的” [7] 近代中国外债中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内外债的相互演变,外债难求,罗掘内债,内债演变为外债,又以外债为担保发行内债。在退休的日子里,就这一问题作比较系统的考察与分析,近代中国内外债的相互演变,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折射出近代中国的国弱民穷,有其严重的危害性。经过多年的求索,撰写了论文,在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有的《新华文摘》上全文刊载。2011年在我80岁时汇集25万字的《近代中国外债研究的几个问题》,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此书也是我志学治史的传世之作。

近十年内,长篇的学术论文偶尔还写点,较多的是同学、朋友、弟子有新箸写成,送我审读并问序与我。还有是出席某些学术研讨会,有的提供了论文,也有的在会上讲点学术感言。读书看报,有体味,有感受,于是写点读书偶得,看报有感之类的随笔或小品。人老了,总喜欢回顾,因而写了梦回家园等忆旧文章。隐居故里,写了《三叩句乘》、《义北的大山》、《故里六记》等故里的历史,在《义乌商报》上陆续刊出。退休后,除去撰写学术论文外的随笔、杂文、小品之类的文字近50万言。

我常自省,莫将缺憾留后人,但做不到。撰写的著作、论文中有疏漏、差错之处留给了后人。自己定下的研究课题已经没有时间与精力去做了。如国内公债资料的整理与研究,1995年与台湾学者商定整理台湾档案管理部门的外债档案史料,出版《民国外债史资料》补编。又如近代中国内债史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时至今日也未做成。又如对浙江乡村集市贸易的研究是我在上世纪70年代读毛泽东《寻乌调查》是定下的课题,也没时间去做,成终身憾事。写出心中的缺憾,仰望后辈去写成。

读书、作文是文人的一种生活,也是一种责任。读书、作文是脑力劳动。劳动是辛苦的,也是快乐的。人在世上走,总是有苦有乐,乐伴苦而生,苦随乐而逝。志学治史,伴我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