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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伦理与公共治理”跨学科研讨会综述

发布时间: 2020-06-11 14:49:50

2020年6月7日,由腾讯分分彩官网主办,浙江工商大学人文社科处、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浙江省伦理学会协办的腾讯分分彩官网跨学科研讨系列第四场“科技伦理与公共治理”主题研讨会在浙江工商大学下沙校区举行。来自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温州医科大学等10家科研单位从事哲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等领域近50位专家学者与会。大家围绕当代公共治理中的科技成果运用及其伦理规制等问题展开了深度交流。

一、科技发展中的新需求、新窗口、新坐标

腾讯分分彩官网党组书记、副主席郭华巍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交汇点,新兴科技发展中隐藏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不容忽视,面临着人类生命健康安全、隐私保护、生态安全等方面的全新伦理挑战。因此,如何以必要的规制和伦理原则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让科技遵循人类社会理想发展方向成为全人类必须面对的共同课题。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中明确提出:科技伦理是科技活动必须遵守的价值准则,要构建覆盖全面、导向明确、规范有序、协调一致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这为新时代科技伦理的治理体系,以及科技伦理与公共管理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浙江“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的新目标、新定位。浙江在建设“重要窗口”的新征程中要加强科技伦理前沿研究,完善科技伦理治理的制度体系,推动我省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建设走在成列,成为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区域治理之窗。为此,社科理论界要围绕新时代科技伦理及其治理体系建设的重大任务,进一步加强科技伦理治理新情况新问题的前瞻性研究,加强与医学生命科学、计算机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领域专家团队的协作攻关,推动浙江省科技伦理领域的治理体系建设走在前列,为新时代科技伦理的中国之治奉献智慧力量。

二、科技发展引发公共治理中的伦理问题

现代科技在公共治理中发挥作用的探讨。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郁建兴立足大数据及现代智治维度指出,随着AI对人的增强,会对一些基本元素、规则(半机械人的伦理、法律定位问题)带来挑战,进而引发对整体智治边界和参数问题的思考。在现代社会治理中,大数据通过模型建构应用后,它的边界问题在哪里?它在何种程度上是可以实验的,可以模型化的,可以挖掘的?这是现代科技伦理治理中的重要问题。中国伦理学会健康伦理专委会执行主任、温州医科大学健康与生命伦理学中心主任李恩昌立足应用伦理学维度指出,高新技术具有颠覆性特点,它的发展将来可能颠覆人类,反噬于人类;高新科技发展相对于伦理具有超前性特点,企业是应用科学技术的主体,首先考虑的是效果,此时伦理道德的约束力是滞后的,由此会引发一些被忽视的问题。因此,急需推进伦理学的相关研究,跟进对科技研究和成果应用的伦理规制。

现代科技作用及其道德限度的探讨。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伦理学会执行会长、浙江师范大学教授李建华认为,此次疫情给全球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但首当其冲的可能是公共价值、公共秩序与公共治理问题。其中,科学技术的作用以及道德限度是需要重新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李教授针对非线性道德发展的特点,将适应性嵌入、复杂性现代认知方式、转型期的伦理道德建构结合起来,对社会转型期伦理道德现状进行了深入探讨。第一,道德是一种隐秩序。道德的非概念化和非体系化是道德存在的一种常态,它存在于人们交往规则之中,而这些交往规则往往是一种彼此认可的精神。所以,道德会出现代际间适应性,而不会出现所谓线性发展。道德实际上是人类经验的自在自为,而不是人为推动的道德发展。度量道德的发展何以可能?从道德哲学上确认道德变化作为经验和人论纲常的隐秩序为思考非线性的复杂的道德系统提供了新的方法。第二,道德彰显一种嵌入性视野。道德发展的问题不但涉及对道德存在样态的认识,也涉及道德演化问题。道德是一个价值规则集群,具有复杂性,嵌入概念为解释道德集群现象提供了有利工具。第三,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适应问题。中国现在处在一个由传统到现代、由现代向后现代的双重转型。在复杂背景下,道德适应是互为他者的道德主体在多元文化碰撞中的一种伦理学考量。尽管各种文化形态传统的差异性而重现异质性,但是在构建伦理共同体的过程中,道德从来不会以战胜另一种道德的姿态而存在,所以不同道德间的交往和共生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这其中最大的机遇就是适应,道德适应是区别于社会适应、资本适应、文化适应和心理适应的一种伦理现象,以关心人的道德要求为第一要义,以寻找社会伦理共同体德性为目标。浙江工商大学教授、浙江省伦理学会副会长郑根成从方法论层面指出,科技伦理研究不应只是简单对科技发展中可能造成的或已经造成的伦理道德问题的应激式反应,而应在研究当中结合方法论的建构,从而既能在社会实践中实现对科技伦理问题的理论解释与现实解决,又能够导引科技伦理问题的研究向着建构理论体系的方向发展,并为相关研究提供可借鉴的方法论意义。

科技发展与伦理治理互补共生关系的探讨。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浙江省伦理学会会长、浙江工商大学校长陈寿灿从科技伦理的社会治理方式意蕴维度指出,科技与伦理是相辅相成的矛盾关系,科学不只是一种知识体系,还是一种社会活动,其在内部表现为探求真理、构建理论、技术发明与应用、范式革命等理论创新,在其外部又表现为与经济、政治、人文及公共治理相辅相成。随着科技发展一日千里,科技日益显露出理性(追求真理)和工具性(获取效用)的双重价值。这两种价值在科技发展进程中越来越展现出无比魅力。在此次疫情阻击战中,科学的“硬核力量”不断显现,成为阻击疫情有力的武器,是一种看不见的但足以改变世界的力量。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学应用伦理学中心主任王国豫从科技发展与人类未来关系维度出发,认为我们全部的生活是建立在不断将技术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基础之上,技术作为增长了的人的权力已经成为持续的活动。科技的未来是怎样的,人类的未来就是怎样的,科技与伦理共同决定着人类的未来。郑根成教授认为,科技伦理是考察近代以来科技发展及与之相关的伦理文化发展的有益视角。科技伦理是一种特殊分析视野,基于这一视野可以发现,科学技术的发展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在某种层面上表现为某种形式的社会文化转型。同时,在社会文化转型中,一定会伴随社会示范。从转型与示范分析研究科技伦理时,科技伦理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有效的社会分析工具。此外,伦理反思体现了人们对自身生活及其价值的自觉把握与自主思考。科技伦理当中很多问题其实是一种意义建构起来的问题。因此,科技伦理是一种思考方式,即人们通过科技伦理研究来彰显自我价值,实现一种自我确证。尽管人理性的有限性时常使得人们对新文化的未来判断不能够做得非常充分,但是科技伦理在提升人们对伦理道德风险的认知方面有着重要意义。

科技发展与人类未来不确定性的探讨。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胡铭从科技伦理与生物安全的维度指出,当代各个领域的技术发展远远超出个体预期,科技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呈现出“趋势不可逆”和“后果不可逆”的特征,人类自身也作为对象被深度卷入。越来越多的前沿科技开始直接作用于人类、影响人类,其中一些具有“修改”甚至“订制”人类生命的生物科学前沿科技进入了学术和法律的“无人区”。前沿生命科学的发展不仅对个体进行改写,还对组织器官、种族基因库等进行改写,这些挑战实质上导致一种生命超重的结果。就整体而言,这种生命超重的技术应该是一种保守而克制的,否则,很可能会造成一种无法操控的结果。面对整个治理体系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亟待伦理的指引和法律的规制,以确保护航有序创新的同时,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人权益的有机平衡。王国豫教授认为,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是借助技术实现的,甚至我们的世界本身就是技术。但是,现代技术的中间性、分工、团体性、经济性和囚徒困境等特征使得未来的技术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科技的发展需要伦理等人文方面的规制和约束。

三、积极构建新时代科技伦理治理体系

完善现代科技伦理治理机制的公共管理学法学探讨。郁建兴教授从大数据和公共管理的结合及应用出发,认为要进一步推动由大数据存储向大模型建构的研究和应用方向发展,建立一个可持续的数据生态,推动公共治理中科技共享机制建设,更好激活和实现数据的公共治理价值,为解决数据所有权、隐私保护和数据交易等方面出现的新问题提供保障。胡铭教授从完善科技伦理规制与法律监督体系维度指出,生命科学等前沿科技需要伦理规制和法律兜底。就伦理规制而言,科学共同体应该进一步增强科学“民主性”、扩大科学的公众参与,同时完善伦理委员会审查、专业评议等机制,增强现有科学共同体的自我管理和自我净化能力。就法律兜底而言,法律应当全面禁止组织策划和准备实施力图对人类基因库、人类种群和个体危害性的实验,禁止为此类实验提供资金、物资、劳务等便利,以防止不法研究者和疯狂科学家置社会群体乃至人类整体利益和尊严于不顾,一意孤行操纵生命、污染基因库的危险做法。同时,对于相关生命科学等前沿科技无人区的研究,当与公众认知、社会舆论发生冲突时,法律可以保护获得科学共同体认可、于人类有益的研究,避免一些别有所图的(国际)组织对其的冲击。因此,加强和完善科技领域的相关立法尤为重要,而生物安全立法是当前我国科技相关领域最为重要的立法。胡教授结合参与生物安全立法的经历指出,当前生物安全法二审修改稿中涉及了大量关于国家安全和科技伦理的问题,例如,明确从事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利用应当符合伦理原则,规定从事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应经伦理审查,规定采集、利用、对外提供我国人类遗传资源应当符合伦理原则等内容,体现了不断趋于完善的伦理规制与法律兜底的治理机制。

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科技伦理体系的哲学政治学探讨。陈寿灿教授认为,科技伦理治理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领域,需要科技与伦理及公共治理实现跨界联合、协同发力。科技发展过程中机遇和危机并存,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做好常态化协同应对伦理风险和公共危机的准备。王国豫教授认为,现代科技伦理具有前瞻性、跨学科性、跨文化性,但就规范层面而言,科技与伦理进入无人区,需要在规范层面建构现代科技伦理。在分析德国(从批判到反思,再到探索原则)、荷兰(经验转向与道德物化)、欧盟(政策引导政策创新)科技伦理建构路径的基础上,提出充分利用中国实践智慧的伦理资源,建构具有中国话语体系的科技伦理体系。李恩昌教授在分析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的概念基础上,从重视国外思想与支持本土学者观点相统一、重视开发被忽视资源、明确树立科研有禁区和设立禁止研究大类、培养跨学科人才等方面对构建中国伦理治理体系提出了一些思考和建议。

总之,通过此次研讨交流,与会专家们认为,公共治理需要通过科技手段的最大限度标准化、规范化予以推进,同时又要谨防数据对需求复杂化、多样化的滞后效应给社会治理带来的问题。在中华民族复兴的百年变局中,必须高度重视“健康中国”战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健康伦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要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角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公共安全治理能力。广大科研工作者必须自觉践行科技伦理要求、积极参与构建科技伦理治理体系,通过学术规范、自律意识、监督意识、立法保护等系列行为,进一步巩固科技伦理规制下的社会公共治理成果。


(浙江省伦理学会秘书处供稿  执笔人:郝继松)